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篇1
用匠人之心做园林，是华艺生态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胡优华对自己的要求，这个深藏花草园林之间的“徽派隐士”在近两年声名鹊起，作为中国生态园林业新三板创新层第一股的缔造者，胡优华一直秉持着自己的初心，用传承之心打造徽派园林，用创新之势引领生态健康。
做着最接近自然的工作，必然要有平和的心。初见之时，胡优华给人的印象更像是学者，而非商人，科班出身的他，将关乎园林的每一株植物都当做有生命的个体，游于山水之间的他，是如何将传统园林和新兴技术相结合，又是如何用徽商匠人之心将徽派园林推出省外，走向全国的？
天人合一的徽派园林
《决策》：徽派园林与苏杭园林相比，有什么样的创新和发展优势？
胡优华：中国园林有北方的皇家园林、南方的岭南园林与江南园林、还有寺观园林。安徽地处江淮两岸，徽派园林作为江南园林的一个体系有自己独特的特点。首先深受明清时程朱理学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影响。
其次，除了具有徽文化内涵、自然地理山水外，还有徽派建筑，主要表现是粉墙黛瓦、马头墙的徽派建筑元素，如窗景、徽雕，包括步道、台阶、天井等，做得非常精致。另外一个表现是，徽派非常传统的植物梅兰竹菊四君子，而徽派盆景如九曲龙梅在庭院布局里用得很多。徽州园林还有一个特征是讲究风水，依山傍水构建园林。
如今我们提倡新徽派园林，在新形势下，不断去创新，比如简约派徽派园林，重点在于元素的体现，而不是照搬照抄，摒弃过去一些封建思想，提取适应新时代的精华，打造属于新徽派的生态园林。
《决策》：生态园林作为目前园林行业的发展大势，它背后的发展理念和发展态势如何？
胡优华：生态的概念，与环境息息相关。生态园林就是利用生态学理论解决与生命相关的环境系统问题。生态园林不仅仅是局限在一个园林内，而是放大到一个大环境中去，放到一个系统中去，考虑整个区域，包括水环境治理、生态修复、城市修复等，这就是生态园林的概念。我们要将安徽省整个打造成生态安徽，一个省就是一个生态系统，这就更加开阔，对环境的要求更高。
生态园林发展的下一步就是面对智慧城市建设，需要往智慧生态园林方面发展，这就涉及到互联网、信息化与智能化，我们要让人的生活更加智慧化，再进一步，就是发展生态健康城市，也就是健康城市，解决人和环境健康问题。这个健康，除了人的生命健康，在我们行业里还有生态环境健康，要有良好的空气环境、生活环境、生长环境、生存环境、园林旅游，好看的同时还要有休闲设施，要有园艺疗法、森林疗法，让人们能生活得更轻松更愉快，让有病的人很快得到康复治疗、怡心养性。因此，我们华艺园林的使命就是传承创新中华园林艺术，这是核心，然后就是引领生态健康文化生活，这是使命，愿景是让地球更绿，让人类的生活更美好，做世界一流的中华园林艺术运营商。
承古开今的新徽商
《决策》：作为一名徽商，如何看待徽商精神？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徽商精神有什么新的内涵，以此来适应发展的需求？
胡优华：徽商精神，像传统的诚信勤勉，都是我们一直需要传承的，同时，在新的时代，我们还要创新，做一名新徽商。
首先，要有团队精神。传统的徽商单打独斗比较多，这是一个弊端，而现在我要团结在一起发展，以众帮众。像徽派园林，单靠一家做肯定不行，需要一个系统，要有众多园林企业一起来推动徽派园林。在2015年12月25日我们成立安徽省风景园林行业协会，这就是把大家聚集到一起，互帮互助，壮大这个行业，发展这个行业，要把我们的理念传承起来。
其次，要有徽匠精神。过去的徽商有的就是匠人精神，他们的砖雕、木雕、石雕，样样都是精品。我们做每一个产品，也一定要像徽匠一样，把它做成一个精品，我一直反对外界说我们做的是园林工程，徽派园林不是做工程，是做一件生态产品，他是有生命的产品。同时他也是一件艺术品，是科学的文化产品，他需要用艺术的文化的思维去营造，这是一种思想，要求我们一定要精益求精。
另外，要有敢为人先的精神。徽商一直以来都是埋头苦干的代表，而作为徽派园林，我们要有自己的理念，要敢为人先，不能人云亦云，也不能固步自封，我们要善待我们的每一个方案，让每一块砖、每一棵树、每一盆花都体现出他应有的价值。
同时，徽商一定要能承担社会责任。这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企业内部的社会责任，就是把产品做好；另一个是对外的，包括对员工的服务，对服务对象的合法经营，以及对社会的公益事业，这不仅是对社会责任的弘扬，也是对企业品牌价值的提升。
最后，徽商要有开放与包容的精神。徽商要走出去，不能总是在安徽这一个地方，要走出安徽，走到世界各个地方，向其他优秀者学习，然后回来回报家乡，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徽商。要在社会竞争中，互相包容，公平竞争，同时要能够传帮带，与时俱进，自己发展的同时，提携后辈，让徽商的精神代代相传。
《决策》：创业20年，您对中国园林事业的发展有什么样的感悟？
胡优华：园林行业在改革开放30多年里，为城镇化的进程做了很大的贡献，无论哪个城市，没有园林绿化环境都很难去招商引资，但我们行业却处在一个十分尴尬的境地。
一方面，在大环境而言，园林行业没有产业化。一直以来，园林行业作为城镇化产物被划分到住建部，每年的管理只是局限于生态园林城市的管理，是建筑与市政上的管理，但园林绿化列为建筑管理的附属。因此当遇到自然灾害时，园林绿化就无法享受到政府的补贴，也没有保险，这就是没有建立产业化的弊端。
另一方面，就园林行业自身来说，只重理论轻实践。行业内各种概念和研究很多，但是却再也没有一个像当初苏州园林那样的旷世之作，没有一个经典之作，没有让世界为之一振的优秀作品，这是非常遗憾的。
园林4.0时代
《决策》：目前园林行业如何与新技术相结合，在传统中植入新元素，打造智慧园林的概念？
胡优华：我一直提倡要把中国园林艺术运营化，做中国园林艺术的运营商，运营到全世界。
目前政府实行简政放权，将社会化的业务进行外包，福建省福州市在全国率先改革，将整个城市的园林养护全部社会化外包，华艺园林成功中标，我们在养护过程中全部实行信息化管理，所有人员、机械车辆，都通过APP系统进行管理，真正实现信息化智慧化养护，把新徽派园林、新徽商精神传遍全国。
在城市园林绿化养护方面，我建议做市政环卫园林三位一体的养护，做成城市物业，把一个城市当做一个大的物业来养护。
《决策》：园林行业作为相对传统的行业，如何创造机会实现行业突破，在新的政策形势下，如何抓住机遇，让传统适应现实？
胡优华：园林绿化行业随着城镇化发展，从绿化城市解决黄土不见天，然后到园林城市，进化到现在生态园林城市，再到后来的智慧城市，未来的健康城市，在这个过程中，园林行业面临的一个大洗牌的时代要来临。对于这个行业来说，这的确是个最好的时代，也是一个最坏的时代。
最好的时代，是因为国家现在倡导的生态文明建设，建设美丽中国、健康中国的理念，对于行业的发展会更加有利。新五化更有利于行业的提升，营造出精品园林。如城镇化的发展为园林行业带来了大量的业务，工业化给园林行业带来机遇，农业化带来植物材料的标准化生产，信息化为这个行业提供了新的技术，大数据、云计算、智能化、物联网等推动了智慧园林行业的发展，绿色化更是这个行业的基础目标，为转型生态健康方向发展，所以这是一个很好的趋势。
“一带一路”所提出的世界命运共同体，意味着中国的企业要走向世界，中国的园林也要走向世界。在这样的大趋势下，中国园林行业要寻求跨界和创新、要转型升级，具体来讲，包括三个方面。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篇2
【关键词】道德根文化；创新教育；灵感；思维；智慧
1人类最初的思维模式
人类思维方式的基础是慧性思维方式。慧性思维是最具创新能力的思维模式。慧性思维方式代表着人类2500年前整个历史阶段中的思维方式。而且，慧性思维方式，在世界历史上曾经是一个普遍存在的过程，并非只是中国所特有，只是中国道德根文化对慧性思维方式的保存最为全面而且系统性最强。
在人类最初的慧性思维方式中，古希腊的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柏拉图，都与中国道德根文化中伏羲、黄帝、老子的思维方式相似，都是以运用慧性思维，内取诸于身、外取诸于物的内求法的思维方式。
2思维模式的变革
西方古希腊文化中的思维方式演绎法的诞生，是人类智能思维与慧性思维的分水岭。亚里士多德在雅典跟随柏拉图学习了二十年，亚里士多德同专注于内求法的柏拉图不同，他努力地收集各种图书资料，勤奋钻研，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图书室，向智能思维的外求法方向专向发展。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的根本区别在于是否坚持慧性内求法。
归纳法是在发现演绎法的大量不足的基础上诞生的一种思维方法。培根激烈地批评了亚里士多德学派的演绎至上论，认为演绎逻辑推理“并不能帮助我们发现新的科学”。培根的归纳法思维方式，虽然弥补了亚力士多德演绎法思维方式的一部份缺陷，使人类的智能进入一个新的领域。但是由于仍然抛弃人类固有的慧性思维系统，因此并不能全面客观地认识自然真理和客观规律。人类的思维方式不断寻找新的出路，进行自我完善，在综合了演绎与归纳两种思维方式进行运用，仍然不能解决的前提下，再次发生变革也就是必然的过程。
演绎思维方式和归纳思维方式代表着人类后天智能思维系统中思维方式的一种展开与汇合，但是因为人类慧性思维主动运用的缺失，必然使其创造性不足。爱因斯坦从自己的亲自体验中，发现了直觉在创造性思维中的巨大力量和作用。灵感与直觉全部都隶属于人类的慧性思维系统。
爱因斯坦考察了从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推理到培根的归纳推理，再到牛顿的归纳和演绎、分析与综合相统一的思维方法。他一方面看到了牛顿的推理发现逻辑所获得的辉煌成功，另一方面也看出牛顿对概念发现逻辑完全是一个陌生人。这就暴露出牛顿的思维方法在自然科学新的认识水平上出现的破绽。因为，拉马克的进化论思想、拉瓦锡的氧化理论、康德的“星云假说”等新思想的提出，都不是通过逻辑推理而得出的，而是通过创立新概念、变革旧概念，来反映和把握事物本质和内部的联系。因此，爱因斯坦得出结论：“为了科学，就必须反反复复地批判这些基本概念”，要能够大胆地对演绎法和归纳法的思维方式进行质疑，既要运用它们也要能超越它们，才能产生科学创造性。
因此，他就提出了一种新的思维方法，他本人将它称之为“直觉演绎思维方法”。他说：“理论越向前发展，以下情况就越清楚：从经验事实中是不能归纳出基本规律来的”。爱因斯坦还指出，单纯的演绎推理也发现不了重大科学原理：“狭义相对论这一发现决不是逻辑思维的成就，尽管最终的结果同逻辑形式有关。”只有直觉和灵感才能帮助人类产生科学创造力，使人类的智能日臻完善。
所以说爱因斯坦的直觉法，是一种人类思维方式的理性回归。因为现代科学思维方式的研究已突破了归纳、演绎轮流统治思维方式的格局，而爱因斯坦的“直觉思维”（灵感、直觉、想象）或称“灵感思维”在重大科学发现中的功能，已经普遍受到人们的重视。
3中国古代科学研究方法
在直觉与灵感基础上的“逻辑推理、实验证伪”可以称为西方科学研究的两件法宝，并在此基础上使整个西方世界在近几百年超越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
虽然人类智能思维发展变革并没有在中国的历史上典型性地出现，但是，古代中国却在科学上、在社会文明发展上曾经铸就辉煌的成就。中华民族使用何种方法，在比较低下的生产力环境下，诞生出如此丰富多彩的科学成果。我们必须寻根探源，使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最优秀的思维方法、科学研究方法，从尘封之中重新喷发出清泉，滋养整个民族的未来。
中国古代的科学方法论和思维方式可称之为“慧智的一元四素方法论”。一元即是德和道，是古代中国文明认识世界的纲领，用德和道为最高统帅和最终归宿的研究方法，就是中国古代的一元论。德和道与《周易》的象、数、理、相结合，共同构成一元四素。她就是中国古代文明论证和认识万物的金钥匙，是双向同步开发智与慧的科学方法，是维系中华民族文明长盛不衰的瑰宝，是中国古代科学能够超前发展的法宝，是令整个西方科学界瞩目的东方思维方式。一元四素方法论，就是在一元的基础上，而由浅入深的、四素逐层级展开和最终归一的、阴阳和谐用中统一的研究方法论。
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博士在他的巨著《中国科学技术史》一书中，盛赞古代中国是“世界发明摇篮”，并将《周易》称之为“万有概念宝库”。他曾经总结出古代中国有26种重大发明，传入欧洲以后，推动了西方的产业革命。他指出：“中国的这些发明和发现往往超过同时代的欧洲，特别15世纪之前更是如此。”
中国古代对人类慧性思维与智能思维系统的研究全面而且细致，是一部完整的系统学说。在明朝以前是一个自然应用的过程，因此宋代以前的汉唐时期，我们民族的科学创造力极为辉煌，发明与科学创造走在世界各民族的前列。但是在明朝以后，由于自然形成的一元四素系统型的教育理念被，国家教育纲要中仅仅剩下一个孤零零的“理学”，而且并不象西方那样高度重视直觉和灵感。对慧性思维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完全被窒息，科学创造力能量的源泉被人为地尘封。因而近八百年间，我们不具备培育科学创造力的教育形态，招致整个民族社会的发展远远落后于西方发展的速度。
4总结
总结人类思维方式的变革过程，对我们今天重新认识中华文化的深邃内涵有着非常积极地作用。创新思维的培养离不开中华传统文化的深厚底蕴。人才培养中慧性思维能力的启迪又对创新能力的提高具有重要意义，所以，通过学习中华传统根文化加强培养慧性灵感思维及创新能力是创新人才培养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篇3
关键词：中国传统文化；生态觉悟；“力量型”科学；和谐；中国现代科学体系
一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理论溯源及其界限
今天我们提到科学，一般指的是近代西方科学，它起源于希腊的理性科学，重视数学的运用与实验的检测，因而也称为数理实验科学。［1］西方近代科学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同时受西方近代文化观念的影响，它在某种程度上也偏离了希腊理性科学对自由精神的追求，正如吴国盛先生所言，“近代科学不仅是希腊理性精神的正宗传人和光大者，作为现代工业社会的奠基者，科学还以其‘效用’服务于意欲‘控制’的人类权力意志。这是近代科学的一个崭新的维度：力量化、控制化、预测化。”［2］这样，主体维度的价值诉求加上对物质力量的狂热追求，构成了近代科学精神的核心部分，也就是尼采所说的强力意志。这种强力意志构成了西方近代文明的主旋律，也造就了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
［3］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虽然在过去几百年中获得了飞跃性的发展，二十世纪的科学与技术却展示了西方“力量型”科学本身的某种界限。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的核心思想和结论分别从宇观、微观和宏观尺度证实了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局限性，且这种片面性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
［4］无论是西方科学自身的发展，还是在处理与社会、自然的关系上，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都面临着发展的瓶颈问题。和谐的生态觉悟、科学的前沿发展都呼唤一种新的科学范式，而这种新的科学范式的核心思想与东方文明中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与科学将面临新的历史机遇与挑战。
二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和谐”思想对“力量型”科学界限的消融
二十世纪以来，以相对论、量子力学和复杂科学为代表的前沿科学，通过深刻的观念转变和理念创新，打破了时空对立等二元对立观念，演绎了自然宇宙和谐一体的更为纯正的科学自由精神。这种情况下，强调和谐一体的中国传统自然观，在解释新的科学思想上，较之西方“力量型”科学所依赖的机械自然观显得更加优越。［5］在这样的背景之下，一些人自然地把他们的目光投向了东方文明，投向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以解决人类面临的全球科技文化困境。
1儒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天人合一”思想的发掘
儒家文化具有十分丰富的内容，它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大主流。儒家文化在中国思想史上曾发挥过重要的作用，对于当代科技的有序发展也有着不容忽视的作用。［6］第一，儒家整体性的思维方式有助于克服西方近代科学的原子论限度。儒家的“天人合一”观始终把宇宙看作为一个整体，如孟子认为自然之天产生万物，人和万物只有一个来源，万物和人都是其整体的一个组成部分，且彼此相互倚赖。儒家的整体性思维方式反对把人与自然相分割和对立，这有助于消融西方近代科学中还原论、原子论的错误理念，有助于构建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关系。第二，儒家“天人合一”思想有助于消融近代“力量型”科学范式中的主体外化倾向。在和谐的状态中求发展，在尊重自然的前提下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给予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如荀子认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各有不同分职，只有充分把握好天与人的分职，才能清楚地认识天与人的发展规律，从而更好地认识与改造世界。［7］第三，儒家“天人合一”观有助于改变西方“力量型”科学的控制论世界图景。儒家“天人合一”思想建立在深厚的伦理道德基础之上，如孟子主张“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把爱心从家庭扩展到社会，从社会再扩展到自然万物，进而使仁爱具有了生态道德的含义。这种崇高的境界引导人类理性地控制物质欲望，并把物欲导向精神的追求与创造，塑造人类“赞天地之化育”的伟大胸怀，即理解、赞美和协助自然界之生生不息，并以这样的方式发挥人性，而成为天地大自然界的一部分。而西方近现代科学思想认为自然界本质上是一种纯粹物的结合，是一幅符合机械力学规律的自然图景，是一个在人类之外跟人类毫不相干的体系，是人类的能源场与垃圾场，从而培养了人对自然的傲慢感、对于其他物种的优越感。儒家“天人合一”的生态智慧则对自然有一种热爱、同情、亲近之情，认为一切知识本质上都来源于活生生的自然，而不是来自实验室中的自然切片，强调对自然本身的直接接近。［8］这样，儒家文化的生态智慧显然能够弥补西方“力量型”科学观念的不足。它警示人类，应该去除在自然面前的自负和傲慢，应该敬畏自然，停止无止境地向自然索取，保持与自然的和谐，才能使科学技术更好地造福于人类。
2道家文化中的生态觉悟：“道法自然”思想的启迪
道教文化也是华夏母体上土生土长的血脉文化，道家的核心范畴“道”把人类置于自然世界的大系统中，从自然现象推及人类社会的道德行为准则，以及人类对自然界的态度。其思想路径和特征，与当代复杂性科学的生态趋向是一致的，从而有助于消融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的界限。［9］首先，道家的“道法自然”生态思想可以为科学提供新的形而上学基础。老子认为“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人来源于自然并统一于自然界，人是天地生成的，人与天地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它们相互依赖、相互作用，构成和谐统一的整体。道家文化中的生态智慧与近代西方主客二分的机械论、二元论以及人类中心主义观念是根本不同的，从而可以为西方“力量型”科学范式提供新的哲学基础。其次，道家的循“道”而为的价值原则与当代生态科学的价值目标是一致的。老子的“道”具有生态价值的意蕴，就是要求人们的行为要与“道”一致，要与天地万物一致，尊“道”贵“德”，顺应自然，体现在实践上就是“无为”。当代生态科学十分推崇老子的这一思想，与老子把天地之“道”作为确立人类道德的根据一样，生态科学的整体论思想、价值观原则都是以生态系统的自然性质为根据的，主张要对自然过程作出谦卑的默认，让自然按照自己的节律运行而不要去破坏它。其三，道家的生态哲学与当代21世纪科学追求的最高境界都是人与自然相和谐的生态整体境界。老子的“道”是一种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伦理观，它要求人们的活动尊重天地自然，尊重一切生命，与自然和谐相处，这与生态科学的生态中心主义观念是十分吻合的，他们共同指向“天人一体”、人与自然和谐统一的生态境界。总之，在生态整体系统中，人不在自然之外，也不在自然之上，而在自然之中。人应当站在生态系统和地球的角度，成为大自然的神经和良知，关心其他生命，维护生态系统的稳定，用自己的实际行动来体现并弘扬大自然的“生生之德”，维持自然界的美丽与和谐。这就是道家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对西方“力量型”科学最大的启迪，今天我们提出科技生态转向的理论支撑点也在于此。
西方科学的畸形发展而带来的一些文化困境，为东方文化发挥作用提供了新的历史机遇，使人类把目光投向了更为广阔的人类文化图式，从儒学、道学等东方文化中寻找生态智慧与启迪。作为东方文明代表的中国文化，能以其特有的生态智慧和觉悟为西方“力量型”科学突破固有的范式提供有益的催化作用，并以其丰富的文化内涵范导科学应有的气质，现代科学与蕴涵了东方智慧的儒家、道家文化进行跨文化对话，对于人类超越科技文化困境、迈向澄明之境无疑具有积极意义。
三中国传统文化中和谐生态智慧的发掘与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
二十世纪下半叶以来，许多科学家在“东方神秘主义”与现代物理学之间发现了“惊人的平行之处”，以此为契机展开了东方传统文化与现代科学之间的跨文化对话。［10］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虽然对于克服和纠正西方“力量型”科学的缺陷能够起到积极作用，但是能否起到主导作用——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推进为一种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观和生态世界观，成功地实现中华科学技术的腾飞，这还取决于中国人对于传统文化的自觉与超越的程度。二十世纪末以来，在世界范围内掀起一股复兴中国传统文化的强劲声浪，其原因之一就是西方“力量型”科学的天人分离思维摸式的弊端日益显露出来，特别是在复杂科学等前沿领域，因而当代西方科学正经历着从主客二分转向主客融合的后现代主义的洗礼。而中国传统文化和后现代主义有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崇尚天与人的和谐一致、思与诗的交融贯通；都鄙视对外在对象作还原性的分析，而注重对人在其中的世界的情感体验。因此，西方的一些学者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看成是抵御西方科学工具理性的希望。［11］而对今天的中国人而言，一方面要跟西方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力量型”科学本身的缺陷；另一方面也要跟不发达世界站在一起，忧虑本民族的传统文化被不知不觉排除在“体”之外而流于“用”的危险。中国人的“现代化之忧思”，既有西方后现代主义者的“现代性批判”的一面，也有发掘传统文化的一面，既有后现代的一面，也有前现代的一面。［12］因此，为了彻底摆脱现代化的双重困境，中国人不仅要发掘传统文化中的生态觉悟以消融西方近现代科学“工具理性”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在西方科学研究成果的基础之上，发掘并提炼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觉悟，建立起与西方科学平行的中国现代科学体系，进而将这种生态智慧推进为整个人类文明的生态价值方法和生态价值观，而20世纪基础科学的三大成就相对论、量子论和复杂科学则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提供了历史性机遇。20世纪前沿科学的核心思想与中国科学和文明的生态智慧不谋而合，这些前沿科学领域将成为中国人大显身手的场所。因此，建立中国特色的东方科学体系是完全可能的，尤其是在系统科学、协同科学、混沌科学以及生态科学等综合性较强的学科领域。［13］如何将可能诉诸于现实？这还取决于中国传统科学能否在吸收西方科学精髓的基础之上，创造性地阐述与发掘中国传统文化中所蕴涵的生态智慧，从而使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成为中国现代科学体系的形而上学基础！
激活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创造性地阐释中国科学传统背后所蕴涵的人文理念，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来制约一再跌落的西方科学，是一条十分恢宏而又漫长的道路，但又是一个十分诱惑的思路。一方面对西方而言，他们则有可能获得突破工具理性这个“座架”的外援——融合中国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于母文化之中，激活科学自身内在的修复机制；另一方面对于中国而言，提供了民族传统文化复兴与现代科学体系建立的绝佳机会。当中国人真正超越自己文化中的旧传统之时，就是中国科学技术走向腾飞之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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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篇4
引言
随着改革开放几十年的快速发展，我国经济、文化科技水平有了飞跃，人们沉浸于享受经济发展带来的日益提升的物质生活水平，品味着国外文化给我们的生活方式转变带来的不同感受。在世界日益扁平化进程中，发现我们民族特色的传统文化正被快速弱化，逐渐淹没在单调的国际化浪潮中。传统生活用具是见证我们民族曾经的智慧与文明的活化石，如何保护与传承传统生活用具所承载的传统工艺、民族智慧、传统审美、工匠精神，对工业革命4.0中的中国，从制造大国向创造大国转型具有深远意义。
1、“活化”传统手工艺的必要性
所谓“活化”，即赋予文化遗产以新用途，获得新生命，从而使文化遗产能够服务于现代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发展需求。传统手工艺也属于文化遗产，对传统手工艺的“活化”就是赋予传统手工艺以新用途，获得更旺盛的生命力，为现代经济和文化发展需要服务。
传统手工艺门类众多，根据张道一先生的研究分类，生活用具类是其中的类别之一。中国传统生活用具，是我们的祖先为满足生存、生活需求，经过长年累月不断地实践探索而创造的日常生活用品，能充分体现中国人传统的造物智慧、思维方式和审美观。对生活用具类传统手工艺的“活化”，首先是中国人对文化身份、文化归属感和文化价值追求的心理需求。在西式生活深刻影响国人之际，传统生活用具都被现代工业化产品替代，传统手工艺走向消亡。而中国人骨子里的“乡愁”情怀，让即使身在琳琅满目的现代商品世界，也会对记忆深处的传统手工艺蔓延出怀念的情愫。其次，是保护和传承传统手工艺文化的需要。生活用具类传统手工艺凝聚着中国人对生活的理解和智慧，体现着造物过程中精益求精、追求极致的工匠精神，阐述着先人依材造物、物尽其用的绿色环保造物理念，展现着雕、描、刻、绘、嵌、烙、漆等朴素自然的装饰技巧。再次，符合世界文化多元化发展的理念要求。2001年11月2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31届大会在巴黎总部通过了《世界文化多样性宣言》，具有5千年文明史的中华民族，更应该弘扬发展好传统文化。再有，是推动民族特色品牌，从“代工中国”向“品牌中国”转型的需要。中国经济发展到现在，“未富先老”，只有顺利转型，才能真正解决一些重大问题：而传统手工艺文化，能给现代设计注入中国传统的魂，推动民族产业品牌化。
2、“活化”传统手工艺的意义
传统手工艺技艺以及产品中凝集着大量的传统文化信息，它反映了生产力技术的传承和发展，呈现了地域文化的特质以及手工艺人的品格内涵。同时，手工艺产品传递出细腻质朴的人文乡土气息，唤起人们最本质、最原始的文化记忆和乡土文化认同感。可能有人认为，在现代产品及其丰富的时代，那些传统手工艺品是过时的东西，不符现代生活方式，完全可以被淘汰。然而，这些传统手工艺凝聚积淀着中华祖先的智慧与对生活的理解，都有着各自的传统，如果舍弃了，中国也就失去了中国的特色。传统文化是民族发展之根，只有传统文化根系保护完好，充满生命力，枝叶、花朵才会健康生长。我们必须珍惜和保护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具有民族大树不倒之力量。传统手工艺是民族产业发展之根，传统手工文化所代表的是民族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思维方式，一种审美境界。要使我们的民族产业茁壮成长，必须要保护和传承好我们的传统手工文化，吸取借鉴传统手工艺的造物思想，发扬传统手工艺的工匠精神，运用并发展符合国人审美的各类手工艺，发展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民族产业，生发出更多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当代产品品牌之花，形成中华民族产业之树不倒之力量。中华民族有着五千年的造物文明史，给我们留下了丰厚的物质、非物质文化遗产，如果我们能激活这些承载于物质文化之上的传统技术工艺、古老智慧用于我们当代产品设计，那么，将会为国际设计多元化贡献智慧，我们的生活也将更接近我们民族文化的本源。
3、“活化”传统手工艺的定位方向
传统手工艺门类繁多，各具特色，基于生活方式的改变，大部分传统生活用具都有现代工业替代产品，根据使用价值在传统用具中的权重，传统手工艺的“活化”大致朝两个方向定位。一个方向是淡化生活用具的使用功能，突出生活用具中传统手工艺的艺术欣赏、收藏、装饰及纪念品功能，如油纸伞、团扇、折扇、臂搁……等：这部分传统手工艺的“活化”，主要从传播精神文化的角度切入，这类传统手工艺品运用的传统手工技艺丰富，有雕、描、刻、嵌、绘、漆等多种工艺，可用作舞台、影片的场景背景或道具以及当代环境艺术设计，还可以根据地域景点开发成旅游纪念品，成为当地的文化符号，给游客留下一件记忆载体。一个方向是结合现代生活方式，用现代产品设计来完善优化传统生活用具的使用功能，使传统手工艺走进百姓日常生活，如木梳、首饰盒、餐具、茶具……等。有些传统手工艺，既能成为精神文化的载体，也具有广泛的使用价值，可以以一个方向为主，而兼顾其他。
4、传统手工艺“活化”途径探索
4.1用现代设计为传统手工艺注入灵魂
也许传统手工艺人抱怨，一味追求现代设计会对传统手工艺带来致命冲击。但是事实证明，给传统手工艺发展带来颓势的，恰恰是那些安于现状的传统手工艺从业人员。他们没有创新的重复制作，不能使产品随着民众对不断变化的生活需求而更完善，造成功能滞后，导致现代设计的“冲击”有可乘之隙。相反，恰是当代设计紧密结合生活，追求不断创新，使得传统手工艺被不断挖掘并得以应用。如日本喜多俊之对“TAKO”照明器具的设计，考虑安装的便携性和独特柔美光线的追求，给日本最早出F但濒临消亡的传统手抄和纸工艺带来了新的生机。再如我国的“谭木匠”梳子，将传统工艺与现代专利抛光技术、插齿技术结合起来，用料考究，具有防静电、保健、顺发等基本功能。而且产品装饰主题极具民族特色，有牡丹、翠竹组成的“花开富贵，竹报平安”，有凤求凰、鹊桥仙、合家欢等系列产品，符合国人思维、审美习惯，也为产品增添传统人文气息。“谭木匠”每年向社会开展不同主题的设计征稿活动，充分利用社会资源促进产品经常推陈出新，给消费者带来新惊喜。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讲，当代设计给一些濒临消亡的传统手工艺注入了灵魂。保护与传承传统手工艺，不是复制，而是“用设计，给过去一个未来”。传统手工艺一旦与现代设计结合，不仅给传统手工艺有了发展的机会，同时也给现代设计遗传了民族文化的基因。
4.2用现代品牌营销策划为传统手工艺注入活力
传统手工艺产生于自给自足农耕经济模式的传统手工业，“酒香不怕巷子深”成为传统手艺精湛，不用任何宣传也能吸引顾客的代名词。但是在到处充斥成本低廉的日用品的当代，如何开拓市场是传统手工艺面临的问题之一。保持一定的市场需求量，是传统手工艺成功“活化”的保障。现代品牌营销策划，是以品牌形象的塑造和传播为研究的重点，在掌握了大量信息资料的前提下，遵循系统性、可行性、针对性、创造性的原则，为企业品牌的整体营销活动提供一个科学的活动规范方案。通过现代品牌营销策划，挖掘蕴含在产品中的传统手工艺的文化内涵，在宣传产品功能与质量的同时，彰显传统手工艺文化悠远的人文情怀，与受众达成情感共鸣，产生品牌价值，提高市场的销售量，为传统手工艺的传承与发展注入活力。如前面提到的“谭木匠”梳篦的品牌营销策划，谭木匠从梳子的木材质入手，并以“我善治木”“纯手工”制作的生产加工过程为产品定位，规避以塑料为质的梳子市场的过度竞争。通过挖掘中国几千年积淀的梳文化，结合“情人节”、“七夕节”、“母亲节”等节日开展主题营销活动，塑造品牌形象，品牌风格易于辨认，有浓厚的文化品味，大大提升了谭木匠的品牌内涵。谭木匠的梳子做的已经不仅仅是产品，而是文化。正是谭木匠引入现代品牌营销策划，才促使谭木匠充满活力，靠销售小小的梳子和镜子，塑造了优良品牌，创造了巨额财富。
4.3充分利用“互联网+”让传统手工文化融入生活
传统手工艺以人为核心、以生活为载体的特征，决定了它只有融入现代生活才能得到更好的保护，在公众的需求中被更好传承。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发展，曾经被冷落一时的传统手工艺也在这个时代获得了“活化”的机遇。通过手机app或者是其他互联网平台，不但可以直接购买传统手工艺品，同时还能通过视频看到这些手工艺品制作的过程，直观感受这些具有“工匠精神”的传统手工艺人，如何孜孜不倦、精益求精地制作出精美绝伦的传统生活用具。“互联网+传统工艺”的模式，不但为传统手工艺的活态化培育了文化生态环境，也通过网络创客的创新设计，赋予传统手工艺以全新的生命，同时传承与弘扬传统手工文化。上海民俗学会会长仲富兰说：“文化是从社会的生活环境中培养出来的，脱离了生活环境的文化必然无法生长，传统文化要更好地传播，就必须生活化，而互联网恰恰是将其生活化的重要载体。”
总结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篇5
一、民族知识与民族智慧的思辨
在少数民族各自的“陶杯”中，寓于其中的少数民族自身特有的语言、艺术、哲学、宗教、风俗、节日等丰富内容调控着人们的生活和生存。对于这些，我们可以归之为“民族知识”。“民族智慧”包括以民族知识为沃土，以民族社会为根基，在发展演进中建构的特有价值观念和伦理规则，是少数民族在面对特定情境中求得更好的生活、生存状态的智谋和策略。例如，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讲求不杀生，在处理人与人的关系上讲究与人为善，这无论是否表现为，都属于“民族知识”的内容；而这些举措背后所展现出的生态观念与伦理情怀，则属于“民族智慧”。又如少数民族丰富的谚语、寓言等文学艺术，属于民族文学知识，其中无不闪耀着民族智慧的火花。各民族成员正是在看似平淡的生活中，在看似朴实的人生中，践行着这些大智慧。
简言之，民族知识是民族智慧的基石，民族智慧是民族知识的升华。民族知识表之于外，是少数民族对事物的认识和意会；民族智慧形之于内，直接关于少数民族的生活整体。
二、民族地区新课程不能忽略民族智慧
教育部于2001年6月颁布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纲要(试行)》，确定了课程管理实行国家、地方、学校三级管理的体系。这将使少数民族学生更多地接触和学习到本民族的历史和传统文化，增强其民族自信心，对弘扬民族文化传统具有一定的推进作用。同时汉族及其他少数民族的学生也能进一步了解该地区主体少数民族的历史和文化，可以提高不同民族文化间的相互尊重与理解，继而促进和加强民族间的团结，有效提高课程对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的适应性。
为了更好实现这一目标，少数民族新课程改革应正确处理好民族知识与民族智慧之间的关系。英国著名课程社会学家M?扬曾区分了两种课程观：“事实的课程观”和“实践的课程观”。前者视知识为客观性存在，后者则把知识当作人自主构造的结果。显然，“事实的课程观”对知识持静止式观点，将“知识与人的相遇”终止于知识本身。可以想象，如果我们仅仅将知识当知识来占有，智慧的创生便无从谈起，“当把事物和自然终结于其自身之时，它们与我们的活生生的有机联系就失去了，就不再是象征性的、形象的、多义的东西，而变成一义的、浅显的东西了。”如果我们仅仅将知识当知识来占有，智慧的创生便无从谈起。由知识达到智慧，关键在于对知识的内化提升，使其与人的生命建立整体的意义联系。而教育过程理应成为知识“发挥作用”、“体现价值”、成就智慧的过程。
在这个意义上，少数民族地区新课程若只有民族知识的拼凑堆积，它必定是死的。雅斯贝尔斯说，“教育是人的灵魂的教育，而非理智知识和认识的堆积。”“灵魂的教育”必定要指向人的智慧。然而，不少地方课程与教材更多地倾向于对民族生活、民族习俗片断的介绍，却看不到蕴藏于其中的民族智慧，这种现象有失偏颇。导致这种现象的潜在原因在于对新课程倡导的“地方性知识”、“教育内容生活化”等理论的肤面理解，从而使得课程的新建迷失在表面化、片面化的素材之中，丧失了对文化内容背后的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等智慧层面的理解。此类课程资源处理方式表面上生活化，却恰恰未能触及民族地区人们的生活世界，更无法到达他们的内在精神领域。一旦在教授过程中流于直白介绍和说明，则更容易导致学生的表面认识和记忆，最终导致的是肤浅的、缺乏内在动力的课程改革。
少数民族地区新课程改革的出发点在于对民族知识的认知理解和对民族智慧的认同把握。其生命力在于怀持宽容态度和平等意识，将民族智慧有机融入新课程的建构中。基于此，要处理好少数民族地区课程中民族知识与民族智慧的关系，应该从自身的意识出发，着力于课程内涵。
“从自身意识出发”，即深入洞察和理解民族成员的行为观念、价值追求与审美情趣，感受其中的民族智慧。在少数民族自身的文化系统中，人们展现出独特的行为观念，维系着特有的民风民俗，恪守着相应的。只有坚持宽容态度与平等意识，切身体会各民族平淡生活之中的智慧内涵，才有可能突破支离破碎的文化片断。
“着力于课程内涵”，指地方课程应当立足于蕴于民族文化中的民族智慧。无论是重构还是创设，课程主题、角度的选取都应当克服片面性和随意性，针对当地各少数民族的文化背景差异，在课程内容上尽可能全面透彻地介绍各少数民族的悠久历史及其优秀文化，如语言、文字、风俗习惯、宗教、建筑艺术、服饰、音乐、舞蹈、戏尉、绘喷、医学、生活方式、体育、节日庆典等，使之融入现有的学科内容，成为新课程的有机组成部分。
中华传统文化的生态智慧篇6
关键词：图形设计智慧文脉古为今用
一、比较研究的目的
古往今来，人类一直在试图通过视觉符号方式沟通思想感情，通过图形储存记忆和知识，并借此传达信息。文字和印刷的产生与发展，当代电脑及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使人类的诸多梦想成为现实。历史（客观世界）的不断发展，使世界各国的图形设计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李泽厚先生认为展现为文学、艺术、思想、风习、意识形态、文化现象的正是民族心灵的对应物，是它的物态化和结晶体，是一种民族的智慧。这种智慧不单是某种思维能力、知性模式，而是包括它们在内的“整体心理结构和精神力量”，它是由历史带来的，源自古老的传统，是由各民族探索并总结出来的具有地方特质的精神文明。
中国漫长的文明历程带给我们丰厚而多元的文化。具有中国特色的东方意识形态，蕴涵着极为丰富且深邃的智慧，并在古代图形设计中表现得淋漓尽致。古老的智慧之光指引我们沿着几千年的文明之路不断前进，正如普列汉诺夫所说，“一个植物学家，他只希望研究艳丽的花朵和木兰树，那他是不会有很大成就的。研究低级有机体是有益处的，这是生命以最简单的形式呈现在我们面前，因而更容易向我们揭示它们的秘密。”这段话足以证明，中国传统的创造智慧对于现代设计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同时对于未来设计的发展又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二、比较研究的意义
追溯历史，寻求智慧。以现有史料为依据，将研究的时间上限定位在距今约7000年。
图形是劳动人民在适应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的一项伟大创造，可以而且应该比实际生活更高、更强烈、更有集中性、更典型、更理想、更带有普遍性，蕴含着智慧。在图形设计领域内研究智慧延伸，就是向更多未知的领域拓进。通过对我国古代图形设计的深入研究，挖掘古人的创造智慧，并将古人创作智慧和现代人创作智慧在图形设计领域内作比较研究，力图寻求隐含于其中的文脉，说明智慧的延伸。通过追溯图形的历史，寻找、学习我国久被尘封、渐被遗忘的先民智慧，顺流而下，不断将先民的智慧继承与发展。在传承的同时，现代智慧又在不断充实、发展、拓新传统智慧。对智慧作系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正确把握古为今用的创作思想，使我们真正做到不复古，亦不弃古，自觉地使我国的设计智慧一脉传承下去，使祖先的智慧之光永远照亮中华大地。
三、比较研究的方法
古人将图形广泛地运用到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用，图形无处不在。创造图形绝非纯精神文化现象，而是人类劳动价值和实用功利价值观的表现形式。人不仅是创造一切物质价值的力量，也是精神价值永不枯竭的源泉。例如：1.恐吓、震撼之意：古有饕餮纹、石钺、面具等；今如抗战期间陈纳德赛领的飞虎队的标志。2.祈福、避邪之意：古有纹身、瓦当纹、花钱、纹面、岩画等；今有虎头鞋、虎头帽、年画、剪纸等。3.归属、崇拜之意：古有图腾、族徽等；今有国旗、国徽等。4.识别、区分之意：古有陶片上的记号、甲骨文字等；今有标志、符号等。
通过以上几组例子的类比，可以看到图形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其所蕴含的意义在不断地发生变化，而图形本身也在积极地变化，以适应不同时期人们的需要。例如对自然形态直接进行抽象，并赋予其一定意义。图形抽象已经脱离了纯粹的模仿，而带有装饰和美化的意味。将概念性问题取其意义再进行抽象，这为人们的交流、文明的传承、文化的传播提供了可能。正像美国心理学家马斯洛所讲的，人们在满足基本生存、生活需要之后，将不断地追求精神满足，以努力地实现自我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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